从“厌女”到“厌男”：不断被发明和被阐释的性别主义词汇

发布时间：2025-05-07　点此：111次

“厌男”，这是一个本年进入群众视界的抢手新词。

本年五月出书的韩国作家闵智炯的《她厌男，她是我女友》一书，中译书名多少有点“标题党”——韩文直译大约是“我的女朋友是个疯子女人主义者”。这是一本以“普信男”为榜首视角，叙述男主和成为了女人主义者的前女友重逢的爱情轻喜剧小说，其间的“疯子女人主义者”，意在嘲讽以男主为代表的、对女人主义者一向的刻板形象。没几个月后，更直接的“真·标题党”来了：法国女人主义作家波利娜·阿尔芒热（Pauline Harmange）写于2020年的《我，厌男》（英译书名正是I Hate Men）。这本书的中文译著本年七月还未上市就在“豆瓣网”遭到一星谈论，一些读者的反响十分剧烈：“有本事就用《我，厌女》出本书啊！（粗心如此）”。而出书方不以为惧，还在“豆瓣网”放上预订链接，随书附送“厌男”主题贴纸。

“厌男”这个词是在制作性别敌对吗？终究什么是“厌男”，又和“厌女”有什么差异？本文将回归到前史的语境，剖析和整理这些词汇被男性和女人别离运用的语境和它们的演化过程，并打开讲讲“厌女”一词最早是怎样在“性别敌对”中诞生的，以及在上野千鹤子的《厌女》的根底之上，“厌女”这个批判东西在一些大众言辞事情里的运用。

1、“厌男”的语境

“厌男”一词引起的争议并不别致。女人主义运动在西方前史上一向都承受着被责备为“厌男”的压力。半个世纪前美国的第二浪潮女人主义运动中，参加女人平权运动的女同性恋集体特别简略面对这种责备。出于对这些批判的忌惮，被后人称为“现代女人解放运动之母”的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其时曾对立自己参加创建的“全国妇女组织”（NOW，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支撑女同性恋，并因坚持 “不疏离男性”的合作主义心情而一度遭受了伙伴的疏离。尽管从长时间来看，这更可能是弗里丹出于政治战略考量（后期她是支撑女同集体的）的决议。对污名标签的抵挡，一向贯穿女人平权运动，“厌男”的责备仅仅其间之一。女人主义者在应战固有的、陈腐的性别次序，打破传统的性别规训，遵循传统的“好女人”无法应战父权制。直到20世纪70年代第二浪潮女人主义运动进入结尾时，对立该运动的保守派挑选出来的女人代表菲利斯·斯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依然仇人轻声细语地在唾弃中重复这一论调：“女人主义者都厌烦男人，她们便是想要女人都脱离婚姻、损坏家庭”。

2020年《美国夫人》里凯特·布兰切特扮演一个自己会对立的人物：菲利斯·斯拉夫利今日，女人总算不再需要在宣布性别相等观念前，战略性地先加一句“我不是……”伪装划清界限了。今世社会是一个女人的愤恨和要求能够被表达、被听到的年代，但一同也是一个大男人主义者会对此感到被得罪、发生仇视——由于自己作为男性的性别优势或应得的男性特权（entitlement）正在损失——而倍感惊惧和愤恨的年代。这也是为什么一句“男的不可”能引起这么大反响，而“男的没一个好东西”之类的诉苦从未实在激怒过男权主义者。这两者的差异是，后者不过是怨妇之辞，或仅仅仅仅弱者之间的安慰言语，而前者则是对男性特权的嘲讽。女人的愤恨被嘲笑为“女人便是心情化”，被视作一种得不到了解、有失体面的发疯行为，这是女人主义者常遭受的场景，比方，当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企图把“女人也应该争夺选举权”的要求放上台面时，她就马上收成了“疯子”的臭名。这样一来，《她厌男，她是我女友》的作者闵智炯在书名里熟练地把“疯子”和“女人主义者”绑缚在一同就简略了解了。该书的中文译者相同娴熟地在书中参加了中文网络抢手词如“直男癌”，用“韩男”对应“国男”，并用“厌男”替换掉了原书名中有些冗长的“疯子女人主义者”。能够说，作者和译者都十分了解性别争议论题。而这种把大男人主义者的体现浓缩提炼，归纳成“典中典”（网络用语，“经典中的经典”的缩写）即一种高度套路化的形象，现已是网络评论性别议题的一种惯例手法。当下最抢手的女人向商业电影《芭比》中许多引起读者或观众共识的笑点设置，都是环绕各种“典中典”的性别套路而打开，整部著作就像一个贴满tag的网络吸睛热帖。集各种“典中典”于一身的实在人类其实是不存在的，所以不仇人这种性别套路的人可能会指出，这些描绘显得浅薄、粗犷、制作刻板形象、具有得罪性。但他们有意无意忽视的是，以性别套路来点评女人，在男性集体中十分常见（比方酒席饭桌上开的那些针对女人的性别打趣，包含各种“女司机”的笑话）。

《芭比》剧照《我，厌男》的作者和许多女人主义者相同，挑选了直接把“厌男”这个曾经有污名颜色的用词戴在了头顶：自称“厌男”。这种把污名标签当成正面评语的做法，在平权运动中是一种常见的抵挡战略（尽管效果并不总是那么抱负）。如英国古典学学者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年轻时曾在参加一次作业面试时特意穿上了蓝袜子。其时英国社会的工作性别轻视十分遍及，“蓝袜子”（bluestocking）正是对女人知识分子死板无趣、女书呆子形象的一种贬义嘲讽，当她显露蓝袜子坐下来时，现已做好了迎候来自面试官的嘲讽的预备：行了，我早就知道你会怎样看待我，咱们直接跳过这一步吧。

值得注意的是，“厌男”等性别主义词汇，其用法和内在，都在经过新创表达和旧词创新而发生改变。

以“厌男”为例，除了责备女人主义者敌视男人这种带有嘲讽性质的传统用法，越来越多女人自己也开端运用“厌男”一词，指涉的批判目标也从女人变成男性，这种主谓倒转和词义改变十分奇妙。和“厌女”不相同，“厌男”（“man-hating”）的用法是简略直白、取自字面意义的，女人在以自己作为榜首人称主语运用“厌男”时（即表述为“我，厌男”），主要是诉诸情感的一种表达。应该说，是先有“厌女”，然后才有“厌男”。“厌男”是女人深嵌在不相等的性别结构中遭受“厌女”行为损伤的一种心情回应，体现可所以冲突、厌烦、愤恨、惊骇或躲避这些体现糟糕的男性，大多情况下是性别结构下弱势方的应激反响。

丽贝卡·特雷斯切《好不愤恨》一书即以“女人的愤恨”作为头绪串起百年来美国女人推进社会变革和前进的前史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上性别言语的快速迭代晋级，“厌女”这个本来包含着对结构性问题的批判的性别研讨范畴专有术语，正在被降级乃至抽离，沦为游戏化和心情化的标签。许多性别主义新造词汇在详细的运用中，与其说是被当成搞性别进犯的东西，倒不如说正在变成一场“玩梗”式的撩拨游戏：谁先被激怒，谁就输了。一些参加者往往并不盼望从这样的游戏里收成什么更深化的了解和知道，或是能藉此打开什么有用的沟通和沟通，而是以侮辱为乐，寻求报复性的成功快感，这让今日的性别评论变得愈加杂乱。2、前史语境里“厌女”一词的诞生和演化

“厌女”（misogyny）这个词在进入严厉的女人主义研讨之前几百年就出现了，其时的女人作者为了回击一本由男性创造的、揭露侮辱女人这一性别集体的抢手小册子而发明晰这个词。

1615年，英国击剑专家约瑟夫·斯威特南（Joseph Swetnam）出书了一本叫《对淫荡、清闲、顽固和不忠的妇女的责难》（The Arraignment of Lewd, Idle, Froward, and Unconstant Women）的小册子，它还有个十分长的副标题，明晰表明是写给男性读者（给已婚男性逗趣、给未婚男性警醒的无害内容），而且赋有寻衅意味地、宣称自己将进犯的是女人全体。（“我说的不是女人中最好或最坏的那些，而是她们绝大部分都这样。”原话是：“neither to the best nor yet to the worst, but to the common sort of Women.”）

尽管在今日看来，这本小册子的内容无非是把常见性别轻视言辞给做了个汇总大集合，斯威特南借用了圣经、神话和经典里的各种资料，从伊甸园、大卫、所罗门到阿伽门农、赫拉克勒斯、尤利西斯，历数了各种女人带来的祸患，宣称女人有罪、不可信和不中用。这种借用圣经威望的做法，在其时信仰新教的英格兰很受欢迎，这本小册子一向到18世纪都还在不断出书。被激怒的女人们决议加以回击。斯威特南的这本小册子，罕见地成功吸引到17世纪前期女人作者们的集体创造打击（而且相同借用了圣经的威望）。其间影响力最大的是在英国红牛剧院演出的一部戏曲，叫《被女人审判的厌女者斯威特南》（Swetnam the Woman-Hater Arraigned by Women），斯威特南在其间的人物被称为“Misogynos”。尽管是匿名著作，但研讨者们都很必定，这正是其时女人的回击著作之一，也是“misogyny”一词最早能追溯到的来历。misogyny的词源来自希腊语miso-（hatred，“敌视的”）和gynē（woman，“女人”），即“敌视女人者”。

直到1970年代的女人主义运动第2次浪潮，“misogyny”的内在才一点点从字面意思扩大到“woman-hating”（敌视、厌烦女人）之外的意义上去，并终究成为了女人主义研讨最根本的要害术语，和了解父权制的一把入门级钥匙。1974年，闻名女人主义者安德莉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出书的新书取名Woman Hating，该书对“厌女”的了解现已开端发生文明意义上的转向，指向父权制里长时间、体系性而且是日常化地对女人进行的降低、轻视和镇压——“厌女”这一概念无疑正深植于父权制的中心。第2次浪潮迸发之后几十年里，“厌女”不光被女人主义学者们用于剖析文学和文明范畴许多经典著作（从亚里士多德到莎士比亚，无一能逃，名单可比斯威特南要深化和翔实得多），还往不同范畴扩展和深挖（康德尽管也在厌女名单中，但女人主义者们从康德那吸取了不少理论资源，并开展完善了“性物化”的概念）。假如没有女人主义这一视角的参加，许多自诩客观中立的前贤，都难以自我觉察到“性别”这一视界认知盲区：由于就连“理性”、“客观”，往往都被视为是归于男性的、好的特色，而“理性”、“心情化”则一般归于性别次序里更低一级的女人。“人”这个字看起来似乎中性，但前史上常常仅仅环绕男性主体打开的建构：雅典城邦民主政治里的“公民”肯定不包含女人，而欧洲启蒙运动伊始，“人权”这种呼吁“人生来相等”的理念，相同也排挤了女人。前史上对女人作为一个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进行镇压和否定是如此习以为常，才引发了妇女解放运动中“女人也是一个人”的平权呼声。1848年女人参政论者斯坦顿起草了闻名的《情感宣言》，简直逐字逐句地仿照美国国父们的《独立宣言》并应用在女人身上，正是以此提示政府违反了“天赋人权”，否定了女人的公民位置。

今日咱们评论社会公平缓正义，现已不可能不把“性别”独自作为一项根本的考虑维度列入其间了。尽管金伯利·克伦肖的穿插性理论（intersectionanality）也在提示咱们，性别压榨往往和其他维度的压榨一同穿插缠连在一同（比方阶级、种族、性取向、婚姻状况、身体残疾、经济和社会位置等都能够发生压榨），一同发生效果。但女人主义者们在对“厌女作为结构性问题”这一结论的心情和运用方法上根本是一起的：传统社会环境便是以厌女的方法构建起来的，即便身处其间的个别并不以为自己厌女（也便是说，“厌女”并不需要有什么心思上对女人的仇视心情，由于厌女早就不是“woman-hating”的字面意思了）。

咱们能够测验总结一下“厌女”和“厌男”的差异：“厌男”是妇女解放运动后、女人言语权扩张后的产品（平权运动之前，女人身处底层时的声响既不会被听到和记载，表达的厌烦也不会被两性关系中的上位者当回事），“厌男”能够在男性言语中被用来责备女人想要僭越固有的性别标准，要挟、应战到原有的二元性别次序（第3部分会阐明，这正是“厌女”的一种体现，即区分出“好女人”应该待的规模），也可所以女人遭受“厌女”或性别轻视行为后的心思层面上的心情和反响（这在今日被女人集体更多运用）。“厌女”则是一种以男性为主体的建构里对女人的常态的体系性镇压、降低和鄙视。因而，必须有“厌女”在前，才谈得上“厌男”。现在互联网上的“厌男”，以及“爱女”、“爱男”一类新词汇表述，是以“厌女”的概念作为柱石打开和衍生的新造词汇。

3、“厌女”概念的新拓宽

刚好接壤我国读者们对“厌女”这个词的许多评论和了解，都绕不开2015年译成中文版的上野千鹤子的《厌女》一书。上野千鹤子在2010年写作该书时正是受到了第二浪潮女人主义者们的著作影响，以此打开剖析日本文明、社会里的厌女现象。上野把厌女分为男女两种：厌女在男性身上体现为“女人鄙视”（厌女但又巴望女人），在女人身上则体现为“自我厌烦”。尽管上野千鹤子并未运用过“厌男”一词，但等于给出了答复的头绪，那便是：“厌女”和“厌男”从未等同过，“厌女”是男性巴望女人又损伤和降低女人，“厌男”只不过是女人受损伤和惧怕损伤的一种自保和躲避。而当“厌女”的损伤无处可逃时，只能转向女人对内的自我降低和近乎自残的自我损伤。这在书中说到的1997年“东电女职员”被害事情中得到了精彩的剖析：一个身世精英的一流公司女职员夜晚去当街卖娼，以最低2000日元的价格简直不要钱地把自己的身体“贱卖”出去，终究遭受杀戮。假如不了解“厌女”的话，也相同无法了解为什么女人集领会纷繁对“东电女职员”表明怜惜和共识。英语国际最近又重新开端许多运用“misogyny”。这一现象一部分要归功于2012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一同也是首位澳大利亚女总理）的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在议会上宣布的唾弃，她以“厌女”和“性别轻视”（sexism）来打击对立党首领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的言辞，包含他说的“不管从生理仍是性格上来说，男性都比女人更适合掌权”，以及把澳大利亚女人都说成是熨衣服的主妇。而阿博特的支撑者则宣称吉拉德乱用词，由于他并没有仇视一切的女人，并不算“厌女”。在这场争辩中，《麦考瑞词典》（Macquarie Dictionary，位置就像我国的《新华字典》，是澳大利亚校园选用的标准字典之一）的修改苏·巴特勒（Sue Butler）决议更新词典里对“厌女”的界说，将其扩大为“对女人的根深柢固的成见”。巴特勒在访谈中表明，由于对“厌女”一词界说几十年没有更新，早已跟不上实践的运用情况了。

巴特勒更新后的界说，其实更接近于上野千鹤子在《厌女》开篇说到的，“厌女还有一个更好的翻译，便是女人鄙视。” 但“女人鄙视”过火扼要，又很简略和吉拉德一同说到的“性别轻视”（sexism）相提并论。女人主义学者凯特·曼恩（Kate Manne）首先对“厌女”和“性别轻视”做出区别：她将“性别轻视”界说为一套信仰体系，是父权制在理论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支，包含了一系列父权标准和希望（比方男性对女人具有分配操控，比方区分男性具有威望或权利的范畴）。而“厌女”，归于父权制的“法令部分”，常常在女人跳过雷池的时分就警铃高文，坚决保卫着一些特权而且回绝女人进入和享有这些权益。厌女和性别轻视两者常常一同发力，但有时分，厌女的人并不一定性别轻视，就像男性会赞同给女人圈定一些规模或是交给女人一些权利，条件是她不得发生要挟和应战，一旦越界，便是应该得到赏罚的“坏女人”，斥责和责难会不对等地来临在这些女人身上，让她们遭到厌女行为的进犯。厌女也保护着男性特权，让男性以为自己天经地义地应该具有、或许能从女人身上取得一些东西，一旦得不到和希望失利，就会愤恨和仇视，以为女人对自己有所亏欠，或把原因归咎于女人。

近十多年来，一些新的性别事情和相关争议，如西方的“METOO”仍是“INCEL”（非自愿单身者），都让“厌女”这个词的内在和体现形式取得了新的了解。

2014年发生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枪击案中，凶手艾略特·罗杰发布违法预告视频，自称因不受女人仇人而决议报复女人（成果由于女生没给他开宿舍门、转而开端无差别枪杀路人，终究包含凶手在内共7人逝世13人受伤），这事在英文交际媒体上点着了“#NotAllMen”（不是一切男性）和“#YesAllWomen”（是一切女人）的互不相让。2018年，加拿大出现了罗杰崇拜者的仿照违法，其背面地点的“INCEL”集体随之浮出水面，使得“厌女型仇视违法”作为一种特定违法类型开端引发大众重视。其实早在艾略特·罗杰之前，上野千鹤子《厌女》书中就剖析了2008年发生在日本的相同引起举国震动的“秋叶原无差别杀人案”，监犯加藤智大和加州大学分校枪击案的艾略特·罗杰相同归于“无人气男”的厌女型罪犯，而且相同挑选了把自己的人生失利归咎于女人，由此打开无差别报复社会行为。咱们乃至能够在台湾的最近“MeToo”运动中被曝光的明星黄子佼身上，也看到这种一模相同的“将失利归咎于女人、因而要报复女人”形式的再现（把一切有关无关的女人都一同拉下水）。

曼恩在2017年的Down Girl（中文版书名叫《不止是厌女》）一书中，指出运用“厌女”这个名词来剖析时有一种“单纯式了解”，即咱们剖析“厌女”型事例时，简略过多地会集在个别行为的成因并诉诸心思学解说，从加害者一方来对“厌女”进行界说，而受害女人的感触和声响被省略或无视，所以让“厌女”变成一种毫无相关的个别行为，事例之间也失去了一同形式和联络。不管对加藤智大仍是艾略特·罗杰，这类案子过后的报导和评论都造成了类似的言辞成果：“厌女”的指控被消解了。我们纷繁在评论的是：他也很不幸啊，他对女人爱而不得，他有心思障碍，幼年伤口，受到过精力摧残，等等。这不光造成了曼恩说的“himpathy”（指“对男性施害者更简略过度怜惜”，是曼恩书中造的词），也反过来让凶手得以摆脱，乃至自诩正义，就像罗杰在视频里说的，“我但是为了万千像我相同被鄙视的男人啊，我不是在鄙视女人，我仅仅看不惯她们的不品德行为”，导致罗杰终究居然成为了INCEL集体里被追捧的英豪。用曼恩的话来说，分明本是惹是生非的猎巫行为，在他们嘴里倒成了品德的十字军东征。

中文把“misogyny”译为“厌女症”或许“厌女情结”，这种着重心思、病理的处理，在实践事例中反而加强了这种对“厌女”的“单纯式了解”。就像上面说到的词典修改在访谈中的话来说，吉拉德批判对手阿博特“厌女”，并不需要让他坐在心思治疗师的椅子上检视心里是否仇视女人。

海莉·鲁本霍德切换视角，直接把“开膛手杰克案”从本格推理变成了社会推理。因而，为了对这种“单纯式了解”实施纠偏，在海莉·鲁本霍德（Hallie Rubenhold）的《生而为女》一书中，作者测验推翻“开膛手杰克案”的惯例叙事，把论说的重心放在了受害女人而非施害的杀手上，明晰地出现了这个前史案子里鞭笞整个社会的“厌女”气氛：受害女人全都成为了“不过是妓女罢了”，而杀手成为了被着力重视和追捧的目标，终究促成了一场全民参加的厌女狂欢。“厌女”乃至能够不需要一个主语，一个建议行为的个人，而是一种社会结构性的存在，一种社会的病理学现象。许多性骚扰、性损害案子发生后，许多男性都宣称他们坚决不认同INCEL这类的厌女违法者，而且宣称这是少量男性极点的行为（即“#NotAllMen”），他们都说自己尊重倾慕女人，充沛必定身边女人的才能或才调而不是以为她们低人一等，但就像玛莎·努斯鲍姆在新书《高傲的堡垒：性侵略、问责与宽和》中所说：

“但是，他们支撑一个法令和社会权利结构并从中获益，该结构体系性地否定女人对其自主性和主体性有充沛的考量，在这个意义上，这些男性都是被迫的厌女者，由于他们加强了权利和特权的不对等，而正是这种不相等滋生了上述侵略行为。”

(本文来自汹涌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汹涌新闻”APP)

告发/反应